第一節 明後期政治的腐敗
在明王朝統治時期（1368—1644），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晚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全麵腐朽。從明英宗時起，政治就日益腐敗，宦官專政、奸佞當權的事就已出現。明武宗朱厚照是個有名的浪**君主，幹出了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還在明中期時就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閩浙農民起義；劉通、李原領導的荊襄流民起義；劉寵、劉宸、楊虎等人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都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民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武裝鬥爭。明世宗朱厚熜繼位以後，號稱“嘉靖中興”。實際上他為人極其偏執，又迷信道教，追求長生，所以奸臣嚴嵩父子趁機竊柄弄權，把國事弄得一塌糊塗。穆宗在位時間比較短，政治沒有多大起色。
萬曆初年，社會危機已經相當嚴重。朱翊鈞即位時年紀還小，朝廷事務實際上由大學士張居正主持。張居正看到統治危機的嚴重，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希望通過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頓，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政權機構的效能，重新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他的整頓吏治，加強邊防，實行丈量土地，全麵推行“一條鞭法”，在當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力有所增強。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朱翊鈞一親政，立即改弦易轍，使這場統治階級的自救運動半途而廢。從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著腐敗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萬曆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萬事不理”[1]，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裏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禦文華殿則稱過勞”。[2]“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3]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做處理，以至朝廷官員無所事事，幹脆回籍悠遊林下。史載，在萬曆中後期，官員們由於見不著皇帝的麵，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後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4]，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淨，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5]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此外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征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去往全國各地搜括民財。這些礦監稅使所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