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德裏希一世在實現其“整體國家”目標時不僅僅依靠王室封臣，而且也極為重視城市市民的政治力量，市民的政治力量體現在城市的自治中。中世紀城市的自治起始於城市中誓約團體（Eidgenossenschaft）的產生，結成誓約團體的是城市裏具有自由法律身份的商人和手工業者。
德意誌的城市大多都是以商業和手工業為基礎複興和發展起來的，商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前提是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必然會引起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封建特權的天敵。有了人身自由的市民就必然要自由支配自身的財產，拒絕封建領主司法權的判決，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市民與封建主之間產生衝突，更何況城市市民獲得的特許權和自由常常要受到身兼城市領主的主教或者貴族的幹預和約束。1035、1042年，米蘭市的商人和手工業者曾先後兩次因不滿大主教強製實施城市政策而與之發生武裝衝突。1074年，科隆的大主教強行征用一位富商已經裝滿貨物準備起航的商船，商人拒不服從，商人和大主教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個事件成為引發科隆市民反抗城市領主鬥爭的導火索，揭開了市民為擺脫大主教對城市控製而進行鬥爭的序幕。1077年在美因茨，1101年在施派爾，也都發生了市民驅逐該城大主教的事件。
市民反對城市領主的鬥爭常常與德意誌教俗貴族與皇帝（國王）的爭鬥交織在一起，皇帝（國王）通常以給予城市特許權的方式支持市民，特許權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給予市民享有自由的權利。享有自由的權利是中世紀城市市民的一個重要屬性，自由是市民從事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前提。進入12世紀以後德意誌的商業活動逐漸發生變化，盡管遠程貿易依然是商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遠程貿易不再僅僅是輸入來自東方的貨物，同時還販運各地生產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銷售的對象也不再僅僅是王公貴族和教會，而且還為城鄉手工業生產者提供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同時還收購他們的產品。農業和手工業產品的銷路被打通，反過來又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致使那些具有半農業性質的鄉村手工業者完全從農業生產中遊離出來，有了獨立的手工作坊，成為專門的手工業者。因為出售產品和購買原材料的需要，使他們認識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商人居住的城市是他們最理想的遷徙之地，產品交換把那些在農村中成長起來的專職手工業者們吸引到了城市中來。他們帶來了生產資料和生產設備，城市的居住人口大幅增加，城市的規模由此而擴大，成為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德意誌商人的經營方式也因此從行商轉變為坐商，商人通過出售所在地的手工業產品，不僅擴大了自己的貿易範圍，而且還與當地的手工業者建立直接的經濟聯係，社會的分工進一步擴大。“分工進一步擴大表現為商業和手工業的分離，表現為特殊的商人階級的形成。”商人和手工業者分離後，專業的手工業者們為保護自身的利益，防止同行業內部的競爭，保護本行業的共同市場，防止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以及對抗封建主的侵犯，居住在同一城市的、享有自由的同行業手工業者自願地結合在一起，他們按照日耳曼人的習慣結成一種誓約團體，以誓約約束每個成員的社會性行為，以此保證在團體內相互締結的契約能夠有效地實行，保證契約的有效性。恩格斯說：“隻有能夠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動和財產的，並且彼此處於平等地位的人們才能締結契約。”這就產生了中世紀最初的手工業者的同業公會（Zunft）和商人組成的行會（G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