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1526年，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施瓦本、弗蘭肯、圖林根、薩克森、阿爾薩斯、薩爾茨堡和蒂羅爾等地，大批農民、城市平民和礦山工人，揭竿而起，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抗教、俗貴族剝削壓迫的武裝起義，他們攻城略地，搗毀天主教堂和修道院、貴族的城堡和宮殿，與前來鎮壓起義的諸侯雇傭軍進行了浴血奮戰。部分起義軍還一度控製或新建了地方政權，發布了多個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綱領性文件，沉重打擊了天主教會和封建領主的殘酷統治。盡管最後失敗了，但其大無畏的反抗精神永垂史冊，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的反封建鬥爭。
長期以來，許多記述這次起義的曆史文獻，大都毫無例外地稱之為“農民戰爭”。在同時代的貴族和高級教士看來，起義是農民破壞公共和平的一場暴動；城市當局後來也重申這一觀點，以免惹上縱容甚至是支持暴動的嫌疑。至晚自編年史家彼得·哈勒（Peter Harer，1480至1490之間—大約1555）起，將“農民戰爭”概念運用於曆史編纂的做法就普遍流行開來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史學家威廉·戚美爾曼（Wilhelm Zimmermann，1807—1878）甚至把此次農民戰爭視為純德意誌事件；他在發表於1841—1843年間的《偉大的德意誌農民戰爭》一書中，著重描述了發生在德意誌地區的事件，對於瑞士和奧地利的起義，僅僅附帶提及。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裏，“德意誌農民戰爭”概念為絕大多數曆史學家所接受，形成了一種比較固定的曆史編纂模式，無論是資產階級史學家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襲了這一模式。
20世紀70年代以來，瑞士伯爾尼大學曆史學家彼得·布裏克勒（Peter Blickle）對農民戰爭概念提出質疑，並且試圖用“普通人革命”（Revolution des Gemeinen Manns）概念取而代之。在布裏克勒看來，農民戰爭概念不足以包容所有參與者，也與事件的性質不完全相符。實際上，起義隻是在第一階段具有明顯的農民運動特征。在後來的起義中，起義者並不把他們的鬥爭僅僅看作是農民們的起義，而是普通人的起義。普通人這一概念在關於16世紀的史料中經常出現，盡管沒有總的清楚的界定，但通常是指“一家之主”，也就是“舊式家長製等級體係中有政治權力的家族首領”，屬於國家最底層的權威。而參與起義的普通人包括農民、礦工、邦國城市的居民和帝國城市中無權擔任公職的人，他們構成了與領主相對立的反對派。“當複雜的主人及其屬民的關係轉換成複雜的政府和臣民關係時，是他們為了保衛或擴大他們世襲的政治權力而互相展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