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德意誌著名曆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曾經指出，宗教改革時代之後，“反宗教改革”緊跟而來。反宗教改革既指天主教會對各種各樣福音教運動的鎮壓，也指天主教在皈依了福音教的國家、城市和社區的複辟。它在很多情況下是自上而下、通過國家政令和強製手段實施的，有時還得自外力的推動，不乏陰謀詭計和血腥暴力。蘭克之後，莫裏茨·裏特爾（Moriz Ritter，1840—1923）進一步指出，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勢力發起的一場政治反攻，其目的是重新奪回在宗教改革中喪失的地盤、財產和影響。蘭克和裏特爾的解說自有道理，在其影響下，西方史學界長期運用“反宗教改革”概念來概括1555—1618或1648年這一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曆史，認為《奧格斯堡宗教和約》的簽訂是一個重要轉折，從這時起，天主教會開始反攻，通過重新天主教化措施，逐步贏得了大部分失地，直至三十年戰爭結束，宗教敵對和宗教戰爭才徹底告終，因此，可以把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時間定性為反宗教改革時期。
反宗教改革概念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也遮蔽了若幹史實，如加爾文教的傳播和天主教會內部的革新。無論從神學—教會史角度來看，還是從一般曆史角度來看，反宗教改革均非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間神聖羅馬帝國的唯一事件和最主要的事件。
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反宗教改革概念受到多方質疑，要求修正、補充這一概念的呼聲日甚一日。德國史學家威廉·毛倫布雷歇爾（Wilhelmmaurenbrecher，1838—1892）主張用“天主教宗教改革”（katholische Reformation）取而代之，認為宗教改革爆發之後，天主教會並非一味抵抗，而是在進行反宗教改革的同時也開始了一場自我革新運動，創建了新的天主教。胡貝特·耶丁（Hubert Jedin，1900—1980）也大講特講“天主教的改革”（katholische Reform），極力強調在天主教會內部出現的新氣象。恩斯特·瓦爾特·蔡登（Ernst Walter Zeeden，1916—2011）則接受神學家、文化哲學家和自由派政治家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提出的“教派時代”概念，深入探討了“教派形成”（Konfessionsbildung）問題，並把1555—1648年這一曆史時期定義為“教派時代”（Das konfessionelle Zeitalter）。按照蔡登的理解，教派形成是指基督教各派“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鞏固”，也是指“一種在教條、法規和宗教習俗諸方麵幾乎穩定下來的教會體製”的建立。在此，“教會外力量”，特別是“國家政權”對於信綱形態的教派形成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蔡登認為，用“教派時代”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信仰鬥爭”概念來概括這一時期普遍的曆史現象也許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