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歸國，無心從政，此時他主要做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做國事顧問；
第二，整理文化典籍；
第三，教育學生。
先看第一點。魯哀公和季康子尊他為“國老”，時常向他討教。後來的孟子曾經說過，一個人要受人尊重，需要具備三點：一是地位高，二是年齡大，三是道德、學問高。此時的孔子在魯國，魯哀公也好，季康子也好，都是他的晚輩，孔子在魯國與他們的父親共事、縱橫捭闔的時候，他們還是小孩子呢。所以，孔子不單是年齡比他們大，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長輩。雖然世俗地位比不上他們，但是孔子已經是當時聞名遐邇的人，擁有巨大的政治聲望和民間影響。至於道德、學問，那更不用說，二者不具備可比性。
所以，魯哀公也好，季康子也好，常常來向孔子討教，也是人之常情；而孔子在他們麵前說話，也更加坦率直接，有時甚至是直接的批評。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政治的當務之急，莫大於讓人民富且壽。”魯哀公說：“讓他們富，也許我還能有些辦法。讓他們壽，這好像是天決定的，我沒有辦法。”
孔子曰：“省掉勞役，減輕賦稅，老百姓就富了嘛。敦促人民奉行禮教，遠離犯罪和疾病，老百姓就壽了嘛。”[46]
魯哀公還問過孔子這樣的問題：“怎樣做才能使百姓服從？”孔子答道：“舉用正直的人，置於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會服從了；如果把邪曲的人置於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會不服。”[47]
我們要這樣看：魯哀公既然問如何才能讓百姓服從，顯然是百姓此時並不服從。所以，孔子的這個回答，實際上就是批評魯哀公是任用了奸邪之徒。
中國曆來政治的問題似乎都是“親小人，遠賢臣”的問題。
當然，孔子那個時代，很難從製度上進行變革，因此，對統治者德行和智慧的要求，就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