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來非洲的船上，我剛好坐在一個比利時人和一個英國人之間用餐。比利時人要前往剛果；英國人要去非洲打羚羊，他以前為了打野羊到墨西哥去了十一次。我要和左右兩個人輪番交談，結果把英語和法語弄混了——本想問比利時人是不是經常旅行，卻用法語說道：“您這輩子工作[29]得多嗎？”他不以為忤，反而把牙簽從嘴裏拿出來，鄭重其事地答道：“我永遠在工作!夫人。”從這時開始，他覺得要把一生的辛勞統統向我傾訴，不管談到什麽話題，總會回到一個特定的表達：“我們的使命，我們在剛果的偉大使命!”
一天夜裏我們正要打牌，英國旅客給我們講起了自己在墨西哥碰上的好笑事：在一個山間的偏僻農場裏住著一位非常年邁的西班牙老婦，她聽說有陌生人造訪，就遣人邀他過去做客，並吩咐他講講外麵世界的新鮮事兒。他說道：“呃，太太，現在人能在天上飛了。”
“是啊，我也聽說了。”她答道，“為這事兒我還和牧師爭論過好幾次呢，現在該請您為我們解解惑了。人在天上飛的時候，究竟是像麻雀一樣把兩腿彎在身下，還是像鸛一樣往後伸直？”
在我們聊天的時候，英國人還提到了墨西哥土著的愚昧無知以及在當地開辦學校的事。比利時人本來正在發牌，聞言把最後一張牌攥在手裏，咄咄逼人地盯著英國人，說道：“叫那些黑人知道怎麽好好幹活就行了，沒必要教別的。”然後他把這張牌重重拍在桌子上，異常堅決地重複了好幾遍，“沒必要，沒必要，完全沒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