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芬奇-哈頓那時剛剛結束了一場遊獵，來農場住了幾天。後來我開始整理和打包房子裏的東西，就沒有地方給他住了。於是他便搬去了內羅畢，住在休·馬丁家裏，但每天還是會開車來農場和我一起用餐。等到屋裏的家具變賣一空，我們就每人坐著一個包裝箱，再用另一個包裝箱當餐桌。就這樣對坐聊天，直到深夜。
有那麽幾次，丹尼斯和我交談的語氣仿佛我真的要告別這個國家了。他是把非洲當成故鄉的人，所以非常理解我，也為我感到黯然。不過有時他也會笑話我的離愁別緒。
他問我：“你真覺得沒有西朗加在身邊就活不下去了？”
“一點沒錯。”我答道。
但大多數時間我們都談笑如常，表現得好像未來根本就不存在；丹尼斯從來不會擔憂未來，好像他知道一種常人不知道的神秘力量，隻要願意就可以隨時汲取。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我這種萬事不掛懷的態度：別人怎麽說怎麽想都隨他去吧。隻要他在農場，我就覺得坐在空房子裏的木箱上是個再正常不過的舉動，而且很符合我們共同的品位。丹尼斯給我念過一首很應景的詩：
務將悲戚的謠曲，
換成輕鬆的旋律。
我絕不為遺憾而來，
隻為歡樂而至。[5]
那幾個星期，我們經常飛到恩貢山脈上空或深入禁獵區裏做短途飛行。有一天，朝陽初升之際，丹尼斯駕機來農場接我，我們飛到了恩貢山南側的大草原上，在那裏看到了一頭獅子。
他的書在我家放了很多年，他說過要把它們打包運走，但一直沒有真正動手。
“你留著吧，”他說道，“反正現在我也沒地方放書。”
至於我的房子被收走之後他要住在哪兒，他一直打不定主意。有一次，他在朋友力勸之下開車去內羅畢看了一眼出租的小別墅，回來時滿臉厭惡，提都不願提這件事，直到吃晚飯時才開始描述那些房子和家具的樣子，但說到一半就停了嘴，呆坐在那裏，表情又是厭惡又是悲哀，我很少見他這個樣子。那種生活讓他一見便覺得不堪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