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隻剩我一個人留在農場。其實連農場也已經不再屬於我了，但買家表示隨便我在房子裏住多久都行，隻是為了在法律上有所依憑，每天要收我一先令租金。
我開始變賣家具，這給了法拉和我不少事做。我們需要把所有的瓷器和玻璃器擺在桌麵上展示，後來桌子賣掉了，我們就把它們在地上擺成長長的幾排。咕咕鍾上的布穀鳥在它們頭頂傲慢地報著時，後來鍾也被人買去了——鳥兒飛走了。有一天，內羅畢的一位夫人和我約好要買下我所有的玻璃器，但當晚我左思右想不是滋味，隔天一早就開車到內羅畢取消了交易。其實我已經沒有地方存放這些餐具，但它們曾經觸碰過友人的指尖和雙唇，我也用它們飲過友人送來的美酒，杯盞間似乎還縈繞著席間的長談，我舍不得和它們分開。我想，實在不行我還可以把它們全都打碎。
我有一架老舊的木屏風，上麵繪著中國人、蘇丹以及黑人的肖像，人影的手中還牽著狗。我一直把它擺在壁爐旁邊。多少個夜晚，就著熊熊的火光，這些人影從屏風上走下來，變成我給丹尼斯講故事的插圖。我盯著屏風看了半天，把它收起來放進箱子，這些人影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時間了。
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羅畢的麥克米蘭紀念堂竣工了，這是麥克米蘭夫人為紀念丈夫諾斯拉普·麥克米蘭爵士而修建的。紀念堂很精致，有一個圖書館和幾間閱覽室。麥克米蘭夫人開車來農場探望我，與我傷感地聊起往昔的歲月，最後把我當年從丹麥帶來的家具幾乎全都買了下來，打算放到圖書館裏。我得知這些開朗、智慧而好客的箱子和櫃子仍然能夠聚在一起，與書籍和學者相伴，感到十分欣慰，好像看到革命年代的一群弱女子在大學裏找到了庇護所。
我把書籍打包裝好，打成的書箱就成了座椅和餐桌。書籍在殖民地生活中的意義與在歐洲大不相同，它占據了你生命的一整個側麵；所以你對好書的感激、對劣書的憎惡，都會比你身處文明國家之時來得更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