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在我大學畢業後不久，就進入了東京出版販賣公司（即現在的東販）供職。
最開始，我專心從事於需要熟記出版社名錄以及各種圖書、雜誌特點的見習工作，例如擔任“退貨負責人”——將從書店退回的書籍逐一進行分類，並返送至出版社；或是作為“駐店售貨員”，直接與來公司購書的附近的書店人員打交道。
進入公司半年之後，我被調往出版科學研究所，在研究所的工作經驗對我日後身為經營者的視角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出版科學研究所是東販為了謀求出版業界的現代化而成立的調查機構。當時的出版業幾乎沒有統計的概念，因此研究所的任務主要是收集並分析各類出版物的出版數量、讀者的類型、讀者對出版物的需求特點等數據。總之，是一項全部都要從零開始的工作。
在這一過程中，我逐漸掌握了有助於經營的兩個基礎的學科知識——統計學和心理學。
當時，我每天白天要采訪讀者，並對采訪結果進行統計和總結；晚上，公司會聘請大學老師為我們講授統計學和心理學的課程。要想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統計學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麵，要想保證采訪的客觀性，避免提出具有主觀誘導傾向的問題，心理學的知識也不可或缺。因此，為了能夠在工作中熟練運用統計學和心理學，我不分晝夜地拚命吸收這兩門學科的知識。
在學習與實踐的過程中，我錘煉出一雙不會盲目輕信數據的眼睛，能在第一時間捕捉數據出現的細微變化，並深層次地思考變化的原因。我想，正是因為懂得了理解他人心理的重要性，我才會在多個公開場合反複強調——“麵對現代消費型社會，不能僅僅借助經濟學來分析，也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知識”。
對我而言，出版科學研究所就像是一所隱形的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