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過不了多久，我就從這種浪漫情懷中清醒了，以一種最徹底的方式。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下午我們一起玩多米諾骨牌，爾後促膝長談，大家聊得太開心，以至於誰都沒有注意到時間已經很晚了。終於我在十一點半的時候瞥了一眼時鍾，嚇了一大跳，於是急忙告辭離開。就在那位父親陪我一起走到大廳的時候才聽見屋外狂風颯颯，聲音像是千萬隻黃蜂過境。狂風暴雨打在前簷上。凱柯斯法瓦要我放心：“我會派車送您進城。”我拒絕他的好意，認為沒有必要。如果司機僅僅因為我的緣故得在晚上十一點半穿戴整齊，到車庫裏把停好的車開出來，真的會讓我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對人有同理心、體貼入微，對我來說都是全新體驗，我也是近幾個星期才學會的)。可是要在這種惡劣天氣裏穿著薄薄的漆皮半筒靴，渾身濕答答地在泥濘的林蔭大道上走半小時，還不如坐在有柔軟座椅的轎車裏，舒舒服服地讓人飛快送回家有吸引力，於是我屈服了。老人堅持冒雨陪我走到車邊，還幫我圍上毯子。司機發動引擎，轎車一鼓作氣地衝進暴風雨，載我回家。
坐在無聲滑行的轎車裏十分舒適愉快。車子正朝著營房前進，速度快得像變魔術一樣。我輕敲玻璃，囑咐司機把車子停在市政廳廣場——不要讓凱柯斯法瓦的高級轎車停在營房前比較好!一個小小的少尉儼然一副大公爵的模樣，讓高級轎車載到營房，由一個身穿製服的司機伺候著下車，我很清楚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佩戴黃金勳章的高層不會想看到這種炫耀行徑。而且直覺也警告我，盡可能不要將這兩個世界混淆在一起。我在外麵那個奢華世界裏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獨立自主、備受款待；另一個是我服役的世界，必須卑躬屈膝，像個可憐蟲一樣，為一個月隻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感到如釋重負。我的一個自我在無意識中不想讓另一個自我發現，有時候我真的無法分辨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東尼·霍夫米勒。是在軍營裏服役的那個人，還是在凱柯斯法瓦宅邸享受的那個人？營房外麵的那一位，還是營房裏麵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