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對這個我覺得極神秘，但大眾認為極容易了解（因為他們隻要用怪癖二字就能把所有內心的謎都解釋了）的人物，有了父子般的感情以後，他的家務被我大事改革，麵目一新。伯爵不事生產，甚至把家裏的事攪得很糟。除掉本兼各職的薪水，其中三個差事是不受兼職不兼薪的限製的，他一年還有十六萬左右收入，支出是六萬法郎，內中至少有三萬落在仆役的腰包裏。第一年年終，我把那些壞東西統統打發了，請伯爵運用他的威望幫我找了一批老實人。第二年年終，伯爵受到的侍候比以前好得多，飲食也精致了，現代設備也享受到了；他有了兩匹好馬，是我替他向馬夫論月包租的；請客的日子，飯菜由希佛飯店承包，事先講好價錢，弄得很體麵；平日的夥食歸我舅舅薦來的一個手段高明的廚娘負責，再加兩名下手幫忙；特別開支不計，經常費用一年隻花三萬法郎，仆人反多了兩名；有了他們收拾打掃，這所老公館就顯出它古色古香的詩意，不似先前那麽荒涼蕪穢了。
伯爵知道了這個結果，便說：“怪不得我那些下人會發財了。七年之間，我兩個廚子都開了挺闊氣的飯店。”
我回答說：“你七年之中損失了三十萬法郎。你在法院裏向罪犯提起公訴，卻在自己家裏鼓勵人家盜竊。”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為人看清楚了；我們的關係也到了上司與下屬不能再親密的程度。他對於我的前程並沒說過一句話，隻是像老師與父親一般的教導我：常常要我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報告；他一邊修改一邊指出他和我的觀點有哪些地方不同，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有什麽分別。等到後來我辦的一件稿能當作他親自辦的一樣送出去時，他那種高興的表示等於我最大的報酬，而他也體會到我這種心情。這個小小的插曲，對一個表麵上這麽嚴峻的人居然發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對我，用法律的術語說，已經下了最後一審的判決：他捧著我的頭，親著我的額角，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