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與此同時，1988年9月，弗雷德·約瑟夫來到了比弗利山，參加該公司高級員工的年度聚餐，米爾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員工幾乎都參加了。在對高收益證券部門的表揚中，約瑟夫把每個優秀員工的名字都說了出來，稱他們在公司遇到困難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約瑟夫從來都不喜歡達爾，並且律師們提醒他說達爾正在動搖。因此，約瑟夫決定不再表揚他，達爾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當天的表揚中。
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達爾非常生氣，他感到受了傷害。他一直都是公司裏最優秀的員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場一直要求他說實話，正因為這樣他才打算把事情說清楚，但是現在卻得到了這樣的下場。他得出結論：約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在當月的晚些時候，一個信使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送來了5份材料。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準備的，裏麵包含一些書麵證據，可以證明達爾並沒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達爾和他的律師們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回應，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仍沒有動靜。最後，約翰·卡羅爾給菲什拜因打電話。他說：“我相信了。”他現在相信達爾並沒有做這些交易。但是，談話並沒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擔心那些儲蓄與信貸交易被披露，如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達爾得到了足夠好的合作條件，他將和政府合作，這對政府將會非常有價值。他隻是這樣暗示，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承諾。
卡羅爾明白了他的意思。作為米爾肯的高級銷售人員，達爾可以向政府提供許多很有價值的關於米爾肯非法活動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爾肯是如何工作的。從心理原因來說，達爾對政府甚至更重要。檢察官們知道在米爾肯周圍有一麵沉默的牆，一旦打開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