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時期，“鄉舉裏選”“察舉征辟”等人事選任製度和魏朝所建的“九品中正製”都是並軌執行的。在所有的官方文章中，“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是主旋律，是大書特書的，也是不容置疑的。曹操率先垂範，提拔了一大批才能出眾的精英，從而使自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政治形象深入人心。
而與之相對應的“任人唯親”“為人擇官”則是眾所唾棄的，是不許通行的。連漢末尚書令荀彧那樣的高官顯要，也不敢輕易擢選自己身邊的親隨侍從來“示人以私”。
可是，魏國名臣、太中大夫杜襲卻公開講破了當時人事選任製度背麵的另一個讓眾人心照不宣的特點：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
所以，司徒府也罷，選曹署也罷，中正官也罷，他們自然是“賢人”，否則他們怎麽去選“賢人”呢？這也就是說，你若當了官，便不“賢”也得“賢”了，這樣你才可以“舉爾所知”。所謂的“惟賢知賢、惟聖知聖”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惟親知親、惟故知故”。《後漢書》記載：
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本朝。
後來，荀彧擔任漢廷尚書令後，舉薦鍾繇為司隸校尉、侄兒荀攸為尚書之官。而且由於杜佑和他是同郡鄉親，荀彧又舉薦了與杜佑同宗的杜襲出任曹操的軍祭酒。廟堂之上，連世稱“好士愛奇”“不以私欲撓意”的荀彧亦是如此選任人才，又何況德行在他之下的眾多卿官呢？
實際上，“九品中正製”也好，“鄉舉裏選製”也好，三國官場選官用人的真正特點就是：在對外的政治口號上要高喊“任人唯賢”，而且一定要高調、高調、再高調；但於暗底下的實際操作中卻在大多數的時候遵循著“任人唯親”，當然最好是像荀彧舉薦荀攸一般選用“親而且賢”的人才為官入仕。如此便可以更有效地堵住“悠悠眾口”了。這樣的做法，《世說新語》有一則故事可作輔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