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司馬氏集團在代魏紹漢、自立新朝的過程中，通過與曹魏展開“製度之爭”，“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對世族、庶民、軍戶等三大階層全部施以“利益均沾”，同時獲得了他們的一致擁戴，所以能夠順順利利地改朝換代、一統四海。
但司馬氏集團在出台一係列“讓利於下”的寬惠政策之時，並未將根深蒂固的“舊弊”徹底清除：對吏治的寬縱不肅、對奢靡之風的放而不收、對清談之習的馳而不導，使得新朝建立之後卻未實現“隆惟新之化”，隱患四伏，毫不知警。
而晉朝關於“九品中正製”之流弊、關於門閥之危機等另外一些深層次問題，則要等到三百多年後隋唐時代才能真正解決。這一切，終究是晉朝無法跨越的曆史局限性，可悲可歎之餘卻也無須深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