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諸葛誕在淮南專擅坐大的情況，司馬昭毫無姑息之念。他並非不知道強征諸葛誕入京的後果，但他依然非常強硬地發出了征調詔書。這是因為：他早已成竹在胸，要借用諸葛誕的人頭來做自己立威天下的“祭品”。從這一點而言，諸葛誕其實是被司馬昭強行“逼反”的。
當諸葛誕叛亂的消息傳來，《晉書·文帝紀》記載：
議者請速伐之，帝（指司馬昭）曰：“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製之。”
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蔑不克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後東征，征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司馬昭對**平諸葛誕之役已經有了兩個心理準備：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戰、打攻堅戰。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間了結此役，他反而顯得不慌不忙、從容不迫。畢竟，司馬氏集團的綜合實力對諸葛誕一方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有了這樣的底氣，司馬昭準備放開手腳，謀劃著將這一場平叛之戰打出響當當的口碑來，並作為展現司馬氏集團超強實力以威懾四海的標誌性戰績。
從這個目標出發，司馬昭和他的“謀士團”認真選定了自己的戰略性構思藍本。而這個藍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而曾與司馬師齊名的玄學放達派名士首領夏侯玄所寫的《樂毅論》。雖然夏侯玄先前已經作為司馬家的隱性政敵早被除掉了，但他這篇代表著後三國時代軍事戰略思想最高水準的絕妙文章《樂毅論》仍然在魏國上下發揮著深遠影響。司馬昭和他的謀主鍾會，曾經都是夏侯玄的“粉絲”。他倆基本上都是以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來指揮壽春平叛之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