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知名學者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一書中指出：司馬炎開創的晉國高層權力集團是由中原名門世族精英為主幹的，他們幾乎壟斷了朝廷上下的人事選任大權，而且彼此以血緣、姻親、郡望、鄉誼為紐帶，具有極為強烈的排外性。而鄧艾僅僅是出身寒門庶族，因其立下赫赫戰功而躍居太尉，便遭這些世族精英聯手絞殺、幾近滅門。
然而，在晉初權力最高層的顯要位置上，卻屹立著一位來自被征服之地域的“異類”—他就是原蜀漢尚書、時任晉國散騎常侍的文立。
文立原籍為蜀漢巴郡臨江縣人氏，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係士族精英，在中原一域毫無人脈。和他同仕成都的蜀漢督軍裴越，出自河東郡裴氏一族，其父裴儁為原魏國尚書令裴潛之胞弟，本人為現晉國尚書令裴秀之從弟，他在中原晉廷的人脈背景可比文立雄厚太多了。然而，終裴越之一生，隻做到了晉室議郎之職。而文立卻在晉國朝廷一路飛黃騰達，竟做到了散騎常侍、衛尉等上品要職。可見，文立在晉廷的“登龍”之術堪稱運用得爐火純青，甚至突破了門戶背景的製約和降臣身份的限製，實在是難能可貴。
其實，縱觀文立在晉國仕途如此順遂的背後，還是有脈絡可尋的。他首先是擁有一位能在晉國仕途上對他帶來莫大助力的“好老師”：譙周。譙周當年勸說劉禪歸順司馬氏，可謂“通達時務”，司馬氏自然也對他這一份效忠之誠投桃報李—《三國誌·蜀書·譙周傳》記載：
時晉文王（指司馬昭）為魏相國，以（譙）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譙周本人在蜀中曾任“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摘自《三國誌·蜀書·譙周傳》），又被陳壽譽為“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指董鍾舒）、揚（指揚雄）之規”，影響力頗大。而文立正是他門下首徒。《晉書·文立傳》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