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鄭雄
時間：2009年1月6日
我們的信仰問題，其實是人類曆史上的病灶引發的
訪談者：吳老師，我先給你念一段話。北大的錢理群老師幾年前有篇《矛盾和困惑中的寫作》。這篇文章裏，錢老師說：“我發現，對大至國家、民族、社會的現代化道路，具體到自己專業範圍的文學的現代性，我都隻能說‘不’——我拒絕、否定什麽，例如我無法認同我們曾經有過的現代化模式，及其相應的文學模式，我也不願全盤照搬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及其相應的文學模式；但我卻無法說出我到底‘要’什麽，我追求、肯定什麽。徑直說，我沒有屬於自己的哲學觀、曆史觀，也沒有自己的文學觀、文學史觀。因此，我無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內無法形成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屬於我自己的、穩定的、具有解釋力的總體把握與判斷，我自己的價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亂。我不過是在矛盾與困惑中，勉力寫作而已。這並不隻是因為年齡的增長，而實在是因為90年代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變化太大了，我們所麵臨的問題太複雜了，而且我們對這一切太缺乏思想準備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在為自己80年代的單純付出代價。”
錢老師的這段話您怎麽看？
吳思：總體上這種描述我讚成。他說的大概是一代人的感覺：過去非常清晰的世界觀、人生觀、曆史觀、文藝觀，現在崩潰了。崩潰之後，新的價值體係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思想深處一片混亂。我覺得，從1978年前後開始一直到現在，情況可能一直是這樣的。不過，我跟錢老師有幾點不一樣。
第一點是，他說，為自己80年代的單純付出代價，我覺得說短了。源頭不是在80年代，而是更早——我們一直都在付出代價。我們曾經走過一段彎路，先走錯了路，走不下去了，改革開放就開始轉向。回頭一看，原來建立的那套主張、觀念、理論體係全部崩潰，我們的世界觀隨之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