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南方都市報》韓福東
時間：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複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
大包幹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曆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
上山下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宿命。吳思趕上了這個運動的尾巴。
有組織、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68年底，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類口號的熏陶，還是讓吳思對下農村充滿了憧憬。高中畢業後，他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時，已經有知識青年陸續以各種名義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淚斑斑的抗爭。但先進知青吳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陳永貴的大賽學習。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時的吳思已經坐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的課堂上，開始新的生活。離開農村時，發自內心的喜悅讓他困惑。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一個曾經的所謂“極左”的先進知青典型，在改革開放後撲麵而來的信息和知識洪流中，開始重建自己的觀念大廈。
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幹部當下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畢業後，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裏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於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