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蘭幾百年海外擴張的曆史上，19世紀無疑是最重要、最輝煌的時期，也是英國政治家和民眾的帝國情感與意識最為強烈的時期。英國人對帝國的驕傲與自信，首先來自反法戰爭的勝利。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人曾經飽嚐外交孤立的滋味和最後失敗的恥辱，但經過20餘年與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侖帝國的廝殺，英國不僅重新獲得在歐洲事務中運籌帷幄、進退自如的優勢地位，而且進一步鞏固加強了自己的海上霸權，並從北美殖民地脫離帝國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建立起一個更為強大的帝國。
沒有人能夠否認，此時的“不列顛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優勢，都已經達到了迄今為止無人企及或以後有可能再達到的地位”[3]。待到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實現了自由貿易，推行了殖民地改革，獲得“世界工廠”和“日不落帝國”的美稱，以帝國為榮耀的思想更是成了英國社會輿論的主流與中心，一位19世紀的曆史學家將1810年代至1860年代看作“是自愷撒時代以來最為牢固的進步與征服的時期”，是“英國的黃金時代”。[4]因此，拿破侖戰爭結束以後的英帝國理所當然地成為帝國史研究的一個重點。
然而，19世紀的英帝國同時又是讓曆史學家們感到困惑的時期，其間存在著許多看上去似乎難以解釋的現象與事件，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英國政府對帝國海外擴張的態度與帝國實際擴張之間的關係問題。許多曆史檔案文獻都證明，從19世紀初期到中期的英國官方，不管是內閣大臣還是殖民部官員，不管是托利黨政府還是輝格黨政府，在總體上采取的是一種不希望在海外承擔更多責任的立場。
美國曆史學家戴維·羅伯茨，在談到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期的幾位英國駐印度總督時指出：“他們都是貴族地主，自命有統治別人的天賦使命，到任後都接到倫敦的不斷警告，說他們的做法，會把公司推到帝國之路去。”[5]例如，1823年東印度公司在給一位新總督發出的指令中，明確表示不讚同新的領土擴張：“進一步獲得領土不是我們所想要的。超越你不得不管理的帝國的範圍不僅是不明智的，而且幾乎是不安全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