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英國議會下院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帝國的目標就是讓不列顛為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成為西方文明、商業貿易、科學知識以及基督教信仰參與者的機會，這種信仰使慈祥的上帝一直保佑著我們自己的國家”[1]。
如此自信的表述，反映了19世紀英國人所特有的種族優越感或文明超人感，代表了英國人那種以肩負文明使命而自詡的主流帝國觀。他們以為：英國是文明的中心，代表著人類的未來，英國的利益就是人類的利益，而英國的商業、資本、影響以及勢力範圍向全球的擴張，既是上帝對英吉利人的庇護，也是英國人對世界文明進步的貢獻。正是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使英國人將整個世界都看作是自家的後花園。
1871年，曾擔任殖民部常務次官12年之久，卸任後又成為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的赫爾曼·梅裏維爾，不無自豪地概括19世紀英帝國的偉大成就：“通過在世界各地的實際占領；借助簽訂條約建立起來的準領土支配；依靠英國偉大的商業優勢以及遍及全球的海外貿易，我們已經在世界所有部分擁有了巨大的政治影響。”[2] 梅裏維爾所稱頌的，正是自由帝國最典型的特征。
19世紀的英帝國，進入了它的巔峰時代。這一時代的特點是：英國人以為已不再需要無限擴大其海外版圖了，因為它的工業品和商業力量已足以征服全世界，從而使整個世界都從屬於英國。因此，盡管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英國並沒有表現出第一帝國時期與其他歐洲列強爭奪商業和海上霸權時對海外領土的強烈欲望，但帝國版圖擴張的勢頭實際上並沒有減弱。相反，在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的衝擊下，一個新的帝國擴張邏輯產生了：
英國越是需要向整個世界擴展貿易，就越是需要建立遍布全球的海陸交通線，而英國的勢力範圍越是擴大，帝國防衛的責任也就越多。貿易通道和印度屬地的安全，成為帝國政策與戰略的基本原則，成為自由英帝國擴張的永恒動力。它就像是一個永不休止的魔咒，驅使著自由主義時代的英國人在擴張的路上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