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印度帝國和獨享海上霸權，構成了19世紀英國人帝國信念與榮耀感的兩大支柱。1877年，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兩年後，她在給迪斯雷利的信中寫道：“如果要維持我們作為一流強國的地位，我們就必須和我們的印度帝國以及大的殖民地一起，始終準備在這裏或那裏遭受攻擊和戰爭。”[110]
印度在英帝國內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它理所當然地成為整個帝國防衛戰略的中心。事實上，從拿破侖大膽進軍埃及與敘利亞起，來自中東或近東地區對印度的威脅，就一直在帝國政治家們的心中警鍾長鳴。19世紀以來英國全部的對外政策與帝國防衛政策，幾乎都是圍繞著印度以及通往印度貿易通道的安全。
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法國、美國、俄國始終是英國密切關注高度警覺的主要敵手。
對法國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歐洲。英國采取的是傳統外交策略，即通過維持歐洲的均勢來孤立法國，防止法國勢力的東山再起。但拿破侖戰爭以後幾十年的歐洲曆史證明，盡管存在著法國人的野心與勢力的上升，法國再沒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霸權、打破維也納體係、重建歐洲新格局的地步，而英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甚至與法國攜手作戰，以遏製俄國的擴張。
對美國的戒備與防範來自對英屬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慮。直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建立，英國人從不敢放鬆警惕，加拿大有一天可能被美國兼並的前景，就像石頭一樣壓在帝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心頭，但曆史最終表明，帝國在北美受到的威脅實際上是有驚無險，外交談判與妥協讓步解決了彼此間的爭端，加拿大與其強大鄰居維持了正常的關係。因此，盡管美國和俄國都以迅猛的大陸領土擴張引起世人矚目，但事實上隻有俄國才自始至終是大英帝國真正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