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作為歐洲通往亞洲的海上航道的關鍵環節，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成為英國到達印度的中轉站。雖然南非當時對英國的意義並不十分大，但是，南非管理的複雜性使政府一度試圖將南非變成聯邦，完全服從於英國的殖民統治。1858年，最先提出“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構想的是喬治·格雷爵士，殖民部對這個建議視若無睹。隨著加拿大聯邦的建立，種族矛盾得到緩解，建立“南非聯邦”的設想才受到各方的關注。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降低了好望角的重要性。但是，人們在奧倫治自由邦西部的一個叫格裏誇蘭（Griqualand）的地方發現了鑽石，這些潛在的財富，在十年時間裏使南非的對外貿易額增加了3倍。不僅使南非擺脫了所有的債務，而且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資。漢娜·阿倫特在《帝國主義》一書中生動地描繪了南非的狀況：“在南非喪失所有價值時，它瞬間閃耀出迷人的光芒。”[47]同時，南非的財富也使它由“一種象征性的環境地位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文化溫床”[48]。
隨著經濟價值的提高，南非也日益成為不同國家、不同個人追求利益的地方：對那些追求財富的人來說，鑽石變得更加昂貴；對於那些希望在南非建立“快樂加拿大”的人來說，南非的財富無疑將提供財政上的支持；對於那些尋找鑽石和金礦的人來說，好望角通往東方的航道已經不再安全；對於那些關心南非福利的人來說，他們將與追求財富的淘金者發生衝突。南非的新發現，不僅使舊的矛盾複雜化，而且還暴露出新問題。
在發現鑽石之前，南非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多種族混居。荷蘭人最早到達南非，其後裔為布爾人。從17世紀定居好望角以來，他們依靠向印度航行的船隻提供新鮮蔬菜、水果和肉類生活。19世紀初，英國在南非南部和東部建立了開普和納塔爾（Natal）兩個殖民地，英國人還從布爾人手中購得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但南非絕大多數人口是非洲原住民，根據統計，德蘭士瓦（Transvaal）的原住民達40萬之眾；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達30萬人，而白人僅為2.7萬。納塔爾白人與原住民的比例差別更大，隻有開普殖民地的白人相對多一些。[49]原住民中，祖魯（Zulu）、巴蘇陀蘭（Basutoland）、班圖（Bantu）等部落的勢力尤其引人關注。多種族的混居的社會使南非殖民地發展的曆史“不是歐洲居民成長的曆史，而是一種嶄新的、獨特的、不同種族、膚色與文化成長的曆史。種族遺傳的鬥爭，不平等社會團體之間的對立，造成了這種不同種族與不同文化的成就”[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