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以前，英國在對自治領擴大自治權利的要求不斷讓步的基礎上，維護了帝國結構的鞏固。1921年的帝國會議，標誌著英國已把自治製度擴大到英國僅能在協商的基礎上維持統一的帝國外交政策。另一方麵，自治領的民族主義雖然已在一戰中走向成熟，但因暫時滿足於在戰爭中和戰後所取得的地位，並未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所以能與英國達成1921年帝國會議上的權力平衡。但是，英國政治家苦心維持的這種現狀未能維持下去，此後的十年中，自治領的民族主義最終衝破了自治製度的框架。這表現為兩股相伴而行的趨勢。
（一）自治領在戰時既已成熟的民族主義在戰後不可抑製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自治領在戰爭中對帝國的忠誠更多是麵臨共同危機下的一種特殊反映，其向心力具有暫時性。一旦危機解除，這種向心力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契機，自治領將更多地為自身的利益著想，而不是從帝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作為英帝國自治領中成立最早、麵積最大、發展最快的加拿大，是戰前自治領中民族主義最強的一個。戰後，它仍然在自治領突破帝國框架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戰爭中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的和諧因戰爭而險遭破壞，這使加拿大人政府不願意再卷入任何有可能導致國內分裂的外交事務中去，以便修複兩個種族之間好不容易愈合的裂縫。其二，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加拿大都越來越接近美國。戰後，英國海上霸主地位日漸喪失，它的海軍力量已不足以在另一場危機爆發時捍衛整個帝國的安全，因而加拿大更傾向於向美國尋求軍事保護。[95]戰爭結束後不久，加拿大與英國的經濟聯係開始削弱，而轉向與美國發展貿易。1930年時，美國投資已占加拿大全部外國投資的61%，英國隻占36%。[96]而且加拿大英裔人因離開母國時日已遠，對母國的感情開始淡薄，文化上與美國更為接近。所有這一切，都使加拿大更自覺地把自己納入北美軌道。其三，加拿大最先對帝國統一外交政策提出質疑。1921年帝國會議前夕，加拿大新任首相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的顧問斯克爾頓（Skelton）為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加拿大挑戰帝國統一外交的觀念，認為統一外交政策對自治領是災難性的，因為這會使它們“預先確保其自身可能不同意或幾乎沒有直接利益的行動”。[97]雖然金在帝國會議上沒有按照斯基爾頓的建議去做，但是在其任期內，卻一直將反對英國極端帝國分子建立集權化帝國的企圖作為自己的目標。[98]雖然尚不明確，加拿大卻已開始對統一外交這道帝國控製的最後防線形成衝擊。如果失去統一外交，自治領也就完完全全地成為主權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