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蒂娜·馬丁內斯·富圖奧索[1]寫吧，寫吧……時不時它會送到我手上，那便是我心中的春天。
——安托萬致康蘇愛蘿
啊，我需要一封書信，您在其中跟我講述發生的一切。
我需要一些音訊，就像我需要從窗口湧入的空氣……
——康蘇愛蘿致安托萬
1943年4月，遵從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本人的意願，他離開紐約投身戰場。當時，這對夫妻準備了一場最終告別，他們彼此都已經預感到這將是永別。康蘇愛蘿在《玫瑰的回憶》[2]的最後一章裏回憶了這個痛苦的時刻。出發當天，康蘇愛蘿無法陪伴她的丈夫，她之前在紐約街頭遭人襲擊，正在住院休養。
以下是她在全書最後一段中的描述：
不，我沒有試著去看您乘船經過流向大海的哈得孫河水麵。您跟我說過，無論如何，我是看不到您的，因為燈光會在堅硬如鋼的水麵形成夢幻般的反射。但是您答應過我，您會在心中無比用力地擁吻我，讓我永遠都能感覺到您的愛撫，如果您沒有回來，河水會向我講述您的親吻之力，會和我談論您……談論我們。
河水沒有說話，又或者它說過話，但無人聽見！相反，很多人談到過、批評過康蘇愛蘿以及她與安托萬的結合。康蘇愛蘿對這種情況心知肚明，她在其人生盡頭寫下的回憶錄中表達了她的洞察：
談論我與我的丈夫聖-埃克蘇佩裏在家中的親密關係，對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我認為一個女人永遠不應該談論這類問題，但我有義務在死前這麽做，因為關於我們家庭的虛假故事已經被人大談特談，我不希望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這些從世界各地寄出的書信往來，揭示出安托萬和他的妻子生活中隱藏的一麵，在很多年中，妻子的身影完全從丈夫的傳記中被抹去了。她的存在往往由安德烈·紀德《日記》中的一句晦澀的話語[3]加以概括。不過，這並不妨礙在幾年之後，當安托萬把康蘇愛蘿的一封信拿給紀德看時，他大加讚賞。誠然，安托萬和康蘇愛蘿這對夫妻組合確實不符合時代標準以及資產階級循規蹈矩的生活模式；正相反，他們實踐著一種紛繁的遊牧生活，整個世界給他們提供了一處處臨時居所。無論何種時代，不遵守現行規則，拒絕走上社會或多或少強加的單調人生道路終歸是危險的。康蘇愛蘿就是這種情況。她年紀輕輕就離開了自己的祖國，離開了她在一個傳統而富裕的家庭中舒適的生活。她是一個超前的現代女性，顯示出對自由、個性與獨立的追求。正是出於所有這些原因，安托萬也不走尋常路，被這位容光煥發、不同尋常的外國女人征服了，她那充滿異國情調的口音承諾了一種充滿冒險與詩意的未來。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結成了與他們的性格頗為相似的夫妻關係，既現代又不羈，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身份與個人的領域。他是一位作家兼飛行員，她是一位畫家兼雕塑家。這種微妙的二元性經常被這對夫妻的詆毀者們所忽略，他們根本不理解這樣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引向持久的旋渦，每個人都強烈地體驗著各自的**，而根本不擔心別人會說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