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莊之闊之富，竟使得京津地帶流傳開“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莊”這樣的順口溜。
走出大樓，我的腦海裏竟交織出兩個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形象，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一個是90年代天津大邱莊黨支部書記禹作敏。
所謂大邱莊之“謎”，是政治成功之跡，禹作敏的成功與其說是經營的成功，不如說是政治運作的成功！
“文革”結束時讀詩人郭小川遺作——《團泊窪的秋天》，知道有團泊窪這麽一個地方。作為離渤海不遠的一塊鹽堿窪地，團泊窪的秋天給人留下的不僅是沉甸甸的高粱穗，還有夕陽下，華北平原特有的土灰色農舍以及衰草、黃土混為一體的混沌和蒼茫。沒有生機，看不到希望。也許正是這一原因，團泊窪被“文革”時期的掌權者選為流放文化人之地。詩人郭小川就是從“牛棚”下放到團泊窪來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團泊窪又熱鬧起來了，特別是進入1992年，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熱的升溫，上至京都的高級官員，下至五湖四海的窮哥們兒以及來自海外的國賓使者，或天空翱翔，或水陸兼程，奔向一塊奇異的熱土——團泊窪，原因是這裏冒出了一個“中國首富村”——大邱莊。
大邱莊之闊之富，竟使得京津地帶流傳開“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莊”這樣的順口溜。
“大邱莊，老東鄉，喝苦水，咽菜幫，糠菜代替半年糧。”這大邱莊既不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陽光地帶，也不屬於享受特殊政策的經濟特區，短短十幾年怎麽能來個底朝天，從地底躍上九重天上去了？正是這難以詮釋之謎，引起了舉世關注。
裹挾在萬千取經探秘者中，我從數千裏外的南方啟程，也跑了一趟大邱莊。
大邱莊傳奇
在北京火車站旁的長途公共汽車站前打聽大邱莊，那些開大巴、中巴且又饒舌的司機們，十有七人都能給你滿意的回答。大邱莊的名氣太大了，以至於許多人，包括北京街頭那些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都能告訴你它的方位，盡管不一定會知道它屬何方節製。在人們眼裏，大邱莊就是大邱莊，至於它屬誰管轄並不重要。連我這個記者，從大邱莊回來後，也是因為要寫文章，查資料才知它是屬天津市下轄的靜海縣管轄的。從北京乘汽車上京津唐高速公路，兩小時到天津，天津到大邱莊五十多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