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割據引發的地區保護傾向的出現乃至風行，客觀上有其必然性，實際上是各地對現實生活中不公平競爭規則的反抗和強製修正。
“變通”，有的“變”活了經濟，有的卻軟化了約束。“這樣下去，會不會造成‘千軍萬馬闖紅燈’的局麵，確實值得注意。”
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在於治理改革環境，整頓改革秩序。
開放與割據
1988年以來，國務院三令五申控製經濟中的過熱空氣，壓縮基建規模。記者在東西南北得到的卻是三種相映成趣的答案。
在南方某省，有人說：不是說我們是“全國改革開放試驗區”嗎？怎麽幹涉我們自己的事，國家管這麽多幹什麽？
在華東某省，有人說：我們自己花自己的錢，又不要國家投資，蓋房子建廠的自由還沒有嗎？
在西北某省，有人說：前些年搞基建，人家“見了紅燈繞道走”，經濟上去了；我們老實，卻被狠狠地一刀切下來，好容易才緩過勁兒來，這又亮“紅燈”了；看來我們也隻好“見了紅燈繞道走”啦！
看來，基建規模久壓不下，這個問題並不那麽簡單，在其背後，在各自頗有道理的爭辯之中，我們看到了深一層的動因：隨著地方自主權的擴大和區域間經濟關係的建立與調整，如何處理好地方分權與全局所需要的集中方麵的問題已見端倪。
現象種種
1988年6月，英國駐華使館的一位官員在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負責人交談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區域和省際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各省紛紛采取經濟割據政策，這一傾向會不會導致中央政府權力的削弱？據了解，這位畢業於劍橋大學的英國外交官對中國問題素有研究，他的疑慮代表了西方許多高層人士的看法。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胡培兆教授告訴記者，前不久來訪的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兩位經濟學教授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這兩位教授認為，中國有許多“獨立王國”，各行其是，省一級的權力在某些方麵比實行聯邦製的美國一個州的權力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