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飛臨澳大利亞，我發覺自己又忘掉他們的總理是哪位了，不由得歎了口氣。我一而再地在澳大利亞總理是誰這個問題上犯這種毛病——記住他的名字，忘掉他的名字(往往就在須臾之間)，然後自覺百般愧疚。依我之見，除澳大利亞人之外，總歸得有個人知道他們的總理是誰吧。
然而，澳大利亞卻是這麽一個讓人難以了解其情況的國家。多年前第一次去那兒，我讀著20世紀澳大利亞政治史打發長途飛行的時光，翻到了一件讓人嚇一跳的事情：1967年哈羅德·霍爾特總理在維多利亞州某海灘溜達的時候，一頭紮進拍岸的浪濤，就此消失不見了，再沒人瞧見這個可憐家夥的一絲蹤跡。這事對我的震駭是雙重的——首先，澳大利亞平白丟了一個總理(我的意思是，居然會碰上這種事情)；其次，這消息從來沒有傳到過我耳朵裏。
當然，實際上，我們給予親愛的對蹠地[1]兄弟姐妹的關注少得丟人現眼——這當然也情有可原。畢竟，澳大利亞近乎荒涼一片，而且山高水遠。依照世界標準，一千八百多萬的人口是區區小數——中國每年的人口增長數目都比這個數字大——因此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無關緊要；作為一個經濟實體，它和伊利諾伊州半斤八兩。它的體育運動對我們吸引力很小，最近一部由它攝製並讓我們看得帶勁的電視連續劇還是《袋鼠四季寶》[2]。它時不時給我們送來有用的東西——蛋白石、美利奴羊毛、埃羅爾·弗林[3]、回力鏢——但沒哪樣是我們缺了就過不下去的。最要緊的是，澳大利亞循規蹈矩。它穩定、平和、良善。它沒有政變，沒有胡亂地過度漁撈，沒有去武裝那些令人不快的專製暴君，沒有種植數量引起爭議的古柯，也沒有粗暴魯莽、不合時宜地耀武揚威。
但是，就算所有這些情況都考慮到了，我們對澳大利亞事務的忽視依舊耐人尋味。就在此番啟程之前，我去了新罕布什爾當地的圖書館，在《紐約時報索引》裏查了查澳大利亞，看看近年來它獲取了我們多少關注。我從1997年那卷開始，不為其他，隻因其正好攤在桌上。那年，在所有可能有關的領域裏——政治、體育、旅遊、就要召開的悉尼奧運會、食品與酒類、藝術、訃告等——《紐約時報》有20篇文章或專門談及澳大利亞事務，或與之有關。與之相比，《紐約時報》在同一時期刊登有關秘魯的文章120篇，阿爾巴尼亞150多篇，柬埔寨也有這數，朝鮮和韓國各有300多篇，而以色列則遠超500篇。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地方，在引起我們興趣方麵，其排名跟白俄羅斯和布隆迪相當。在一般的話題中，我們對這些話題的興趣遠遠高於澳大利亞：氣球和氣球飛行器駕駛員、山達基教會[4]、狗(但不是狗拉雪橇)，巴尼斯百貨公司和1997年2月過世的前外交官、社會名流帕梅拉·哈裏曼——其喪事需要在《時報》上明白了然地提22次。用最殘酷的話講，1997年，澳大利亞對我們來說僅比香蕉重要一點點，但還不足以跟冰激淩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