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知道，”澳航406班機像軟木塞一樣，從季風性積雨雲塔中彈出，給靠窗乘客展現了一幅突然的景象，祖母綠的山脈從一片銀灰色的大海中陡然升起，這時我耳旁有個聲音說，“真有什麽事，我的尿都歸你。”
我從窗邊轉過臉，給予這句話應有的注意，便發現自己瞪著阿倫·舍溫嚴肅安詳的麵孔。他是我的朋友兼臨時旅伴。要說他坐在身邊讓人很驚訝，這話並不準確，因為我們在悉尼已安排好相遇，又一起登機，可看他坐那兒，就是有些殘留的意外——那是一種“夾痛我”的味道。十天前，我去中東徒步旅行，回美國的路上在倫敦停留，見了阿倫，討論一些他心中已有的項目(他是職業電視製片人，兩年前我們一起為英國電視做係列片時，成了朋友)。在那兒，在老布隆頓街的一間酒吧，我告訴了他之前在澳大利亞的經曆，還提到我的下一個旅行計劃——獨自解決那無法逾越的沙漠區。為了讓他對我更欽佩，我說了幾個旅行者在無情內陸遭遇困境的生動故事。其中一個說的是19世紀50年代，由觀察家羅伯特·奧斯汀領隊的探險：探險隊越走越迷路，在西澳大利亞越過馬格尼特山草木不生的荒地中，由於缺少水源，隊員們不得不喝自己和馬匹的尿。他對這故事感觸極深，立刻表示想陪我一起度過此次旅行最危險的階段，做司機兼偵察員。當然為了他的安全，我試圖勸阻，可他什麽也聽不進，好心要給我留著尿，顯然這故事他還經常想起。
“謝謝，”此刻我回答，“你太大方了。”
他略帶凜然地對我一點頭：“做朋友應該的。”
“我的能勻出多少也都歸你。”
又一個凜然的點頭。
如今他決意要加入這計劃。他先陪我到昆士蘭州北部，在大堡礁富饒的淺灘中，我們歇一天，再找一輛結實的交通工具，沿一條崎嶇不平的路啟程去庫克敦，一個凱恩斯北部叢林中略帶鬼氣的小鎮。等這場熱身的探險一完成，我們就飛去北領地[1]的達爾文——澳大利亞人親切地稱之為“最頂端”[2]——開幾千英裏的車，穿越烤焦的紅色中心[3]，去看愛麗斯泉和巨大的烏魯魯。幫助我上刀山下火海之後，英勇的舍溫先生將從愛麗斯泉飛回英國，留下我一人繼續穿越西部的沙漠。倒不是覺得我那時已可以應付——他對我的生存能力毫無信心——而是他隻能擠出十天的空。至於我，對他也沒什麽信心，可挺高興有人作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