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卡茨當時是坐東方快車從索非亞前往伊斯坦布爾的。我本來以為這會是一次浪漫得無可救藥的旅行，我還想象包著頭巾的服務生們帶著數杯甜咖啡和數塊熱毛巾款款而來。但實際上它哪兒哪兒都糟透了：燥熱、惡臭、讓人窒息、破舊、擁擠、又老又慢。1973年的時候，“東方快車”隻是印在行駛於貝爾格萊德和伊斯坦布爾之間的老火車側麵生鏽的金屬片上的一個名字。幾年之後，東方快車就停運了。
我們從索非亞離開時原本有一間隔間，但是隻過了差不多兩站，門就非常突然地被拉開了，一個又吵又肥的大家庭闖了進來，他們簡直就是長期近親繁殖造成惡劣影響的生動證明。他們背了很多紙板箱和蛇皮袋，裏麵裝著難吃得要死的食物。他們不由分說，重重地坐了下來，我和卡茨隻能被逼得坐到對角去。他們剛坐定，就折騰起裝著食物的包，互相遞著包滿小死魚的手帕、大塊的幹麵包、黏糊糊的煮雞蛋和又厚又濕又辣的奶酪，這奶酪的味道讓我想起有一年，我過完暑假回到家，發現我的媽媽不慎將貓鎖到了清潔櫃裏，並且鎖了三個月，那可是一年當中最熱的三個月啊!你想想那味道有多可怕，這個奶酪的味道和它有一拚。他們吧唧吧唧地大聲嚼著，把他們粗壯的手指往衣服上擦，不久後，他們就一個個地陷入昏睡中，鼾聲震天響。可能這就是巴爾幹半島的人的消化怪癖吧，他們睡覺的時候總喜歡擴展自己的身體範圍，把我們擠得越來越遠，直至把我們擠到和牆壁牢牢地貼在一起的地步。最後我們就縮在牆角像泥塑一樣一動也不能動，就這樣，我們整整忍了22小時。
旅行到這個份兒上，我和卡茨已經共度了將近四個月的結伴旅行時光，我們都對彼此感到非常不耐煩。旅途中的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在無休無止地吵架，就是一句話也不說。據我的回憶，那一天我們也沒有說話，但到了深夜的時候，火車慢慢行駛在空曠荒涼的土耳其西部。當時我睡得不深，但神誌已經不清了，卡茨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從睡夢中拍醒，帶著指責的語氣問我：“你鞋底上的那坨東西是不是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