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或更早期的魯迅先生，他是怎樣娛樂的，我不大清楚。隻曉得也獨自去看電影，但是一定不怎麽多，因為那時的學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負債，到將離開北京的時候。比較做得到的娛樂是到中央公園去，有時是去個半天，但是在那裏做什麽？我不知道，也許到公園裏的圖書館罷，不會一定不會趕人多的熱鬧場所，那是可以肯定的。
倘若說環境可以移人，或者這環境的確沒有什麽可資消遣，稍息一下疲勞的話，則有時地從俗一下是未始不可的。在廣州，我們也時常到專門的茶室去吃茶點，那些點心真精致、小巧，並不太飽，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書之外，著實單調，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會相約去飲茶了。
初到上海的時候，他經常給《北新半月刊》寫稿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自己又編《奔流》和《語絲》，後來《語絲》請柔石先生代勞，他就給朝花社計劃一切出版事業：除了選擇譯稿的材料，計劃書麵裝幀，或自己執筆之外，做鋅版也是要他選材料，跑製版所的，有些製版所因為他的生意相當忙，而且樣子又質素，認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別給他一個九折。他意外地得到的優遇，有時為了順便，就會多做幾個鋅版預存起來，總計大大小小的不下一千多個，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來的，現在卻不曉得流向什麽地方，無從查究了。
他外表的質素，在另一個地方，也被優待著，那就是福民醫院。因為日語的流暢，許多朋友看病都請他同去任翻譯，這些地方是有求必應，從不拒絕的，於是醫院裏麵原雇的譯員以為是來搶生意了，對他是麵子客氣，心裏不大樂意的。而那賬房先生呢，看到病人有自己雇用的譯員，看作是闊人了，價錢格外不便宜。這情形好久才知道，因此我們自己在看病的時候，也並不上算，倒是吃他那翻譯員資格的苦頭，待到曉得了之後，給他作為談助之資的笑柄好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