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中國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農、牧產品的相對充裕，使得這兩類產品的交換成為曆史的必然，這也就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機緣。
從曆史上看，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統治者的衝突幾乎從未間斷過。為了征討北方遊牧民族、維護邊疆安定，明清兩朝的統治者都麵臨著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在北方地廣人稀的土地上，作戰軍隊的後勤供應。對晉商來說，這是一個良機。它不僅為長袖善舞的晉商提供了發財的商機，也促進了他們與皇權、與官府的結合，為他們成為具有壟斷特權的皇商奠定了基礎。以上兩點，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時”。
山西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則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從整個中國的大視角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山西正好位於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的交界處，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農民的茶和布，中原農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馬。由此，晉商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雙方交易的樞紐和橋梁。
在晉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山西惡劣的自然條件——“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據統計，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發生旱災284次，平均不到兩年一次。清光緒初年，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災，“大地生煙，野絕青草，寸粒不收，雁糞充饑，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為嚴重，有1/3的人口在災荒中死去。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隻能選擇“走西口”——山西與內蒙交界的一處長城隘口。從這裏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賈，更多的人卻由此走上了不歸之路。但不管怎樣，作為農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確是晉商崛起的有利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