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什麽考古學爭論，比夏文化更有吸引力了。隨著一部50多萬字的夏代研究專著《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問世，再次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了又一輪關於夏的爭論。作者孫慶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為“信古派”中堅學人。當了20年河南二裏頭考古隊隊長的許宏，自認是眼下中國學界“極少數”抱“疑古”態度的人。他認定，二裏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但也始終強調，在沒有如甲骨文這樣過硬的材料出土前，不可輕易言“夏”，也難以斷言出土文物到底姓“夏”還是姓“商”。
◎ 夏不應該是一種“信仰”
第一財經：你如何評價孫慶偉對“夏代信史”的重建？
許宏：我覺得孫老師的這本書，是延續了從徐中舒、範文瀾等先生開始的假說思路，補充完善並總結概括了徐旭生、鄒衡再到李伯謙等先生的研究框架。與其說是超越，不如說是集大成者。
孫慶偉老師在書中寫到，徐旭生夏文化研究的基石是他對夏代“信史”地位的篤信。很明顯，孫老師自己也是這樣定義的，也就是先信。但是，這個“信史”的“信”應該是確鑿無疑的，是一種可以憑信的“信”，而不應該是信仰的“信”。這樣的一種共同信念，我不知道在學術上應該往哪兒放。因為信仰和科學不是一個範疇的。
關於這個副標題，我沒有和孫慶偉老師聊過。我的《何以中國》第一版封底就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
第一財經：《鼏宅禹跡》出來以後，你和作者已經在三聯新知大會上有過交鋒。你們爭論的焦點，已經不是“有沒有夏”，而是考古學究竟能否辨認夏、考古學家是否應該相信有夏。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的分歧其實已經轉移到方法論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