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的要求由來已久，隻不過在慶曆年間開始表現出來。
改革的意義在於一反陳規、掃除舊弊，這樣一種性質決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其實是次要的。改革的關鍵在於：它對舊有的製度變革到什麽樣的程度，對人們相沿而來漸以為常的積習有多大的衝擊。範仲淹的新政並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卻享受到了自古而來一切銳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其事業也和前賢們一樣落得個無疾而終的最後下場。帝國近半個世紀的拯救運動，竟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淒壯悲涼、雲詭波譎的色彩。
範仲淹的道德操守極佳，對天子和社稷的忠誠有目共睹。他做事相當謹慎，雖力圖革故鼎新，興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並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導的新政更非過激之舉，他所條陳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這些變革之舉放到任何一個時候，在原則上都能站得住腳。在具體措施上，仲淹也都是從防患於未然出發，並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為了澄清吏治、限製官員驟得高位而修訂太祖以來實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蔭子製，也沒有對原有的規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過是使其更加嚴格細密罷了。
但是，範仲淹從本質上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有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卻不具備謀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處理方麵似乎更為糟糕，與呂夷簡等宰執大員的交惡倒還在其次，最麻煩的是，仲淹和周圍的一些人過於衝動直率。這固然是出於堅貞的信仰而對衰敗現實忍無可忍的緣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飛衝天，無形中便把自身與他人分別開來了。在傳統觀念中，過分的激昂慷慨總是能讓自詡持重的人感到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們嫉妒眼紅不堪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