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帝國中，既然存在著天子這一個絕對的砝碼，就注定了矛盾永遠不可能統一。因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傾向性是無法抹殺的，這個決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輪風波開始之時。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後崩逝，此時的哲宗十九歲，親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執政官呂大防、範純仁、蘇轍、韓忠彥、劉奉世進入崇慶殿後閣，探問病危的太皇太後時，心情都極為沉重，彌留的太後無可奈何的口諭又更使五人憂形於色，隔簾噤默無語。任何一位過去的天子都是祖宗舊法的一部分，全盤否定並沒有道義上的理由。整個元祐政治對熙寧、元豐的反正太過激烈了，這是人人心裏都十分清楚的事實，因此過去九年的強硬措施隨著太後的逝去將麵臨灰飛煙滅的危險，也是明擺著的事情。國是將變的氣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無論是從帝國還是從個人前途著想，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都是他們從來都沒有體驗過的。同當年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同，元祐諸人本就十分心虛，此刻顯得尤為慌亂似乎不足為奇。
呂陶、蘇轍、範祖禹、呂希哲開始不斷上疏，就太後變改政事的做法給年輕的皇上一一解釋，異口同聲地說太後更張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於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惡，社稷因此危而複安，人心因之離而複合，絕不可以為非。他們甚至連將要出現的奸言險語也考慮到了，呂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輕鬆地說：遊說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複神宗法度，二是獨攬乾綱，三是複用已往遷謫之人。範祖禹連疏堅請皇上“明析是非，斥遠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四人中，呂陶、蘇轍是一係，範祖禹曾是司馬光的部屬，而呂希哲則與二程交往甚密，意見雖有不同，可在這件事上卻是相當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