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離開朝廷與天子的傾向當然也大有關係。變法已經持續了九年多，在強勁的反對麵前，本來就信心不足的神宗放棄銳進而轉向守成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政治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妥協，神宗的後十年就屬於這個漸變的過程。盡管如此，至誠惻怛、思懷振作而心憂天下的神宗皇帝依舊值得稱許。沒有神宗，就不會有王安石，更不會有十幾年的變法圖強。
曆史也有著它獨特的慣性。在王安石退休一年後的公元1078年，神宗改元“元豐”，元豐時代持續了八年的時間，除了在官製上作了一次大改動外，其餘措施都基本上延續了熙寧時期的做法。八年間，宰執之臣有吳充、王珪、元絳、章惇、蔡確、馮京、呂公著等人，基本上是改革派與中和派共同當政，這也是神宗後期有意識地采用“新舊人兩用之”策略的結果。其中王珪居相時間較長，在延續熙寧新政方麵，尤其功不可沒。這位被人稱為隻會說取旨、領旨、得旨的“三旨相公”雖然無所發明，但他自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就入居參知政事，跟隨王安石從事於新政，此番感於天子的知遇而勉力守業，居然也能做到順其自然，絕非像傳說中說的那樣一無是處。
元豐的平淡是相對於熙寧的轟轟烈烈而言的。其實，神宗天子依舊年輕而有誌建功，特別是在用武開邊收複舊地方麵一直心有未甘，但對外作戰卻始終未嚐勝果。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那次對西夏發動的強大攻勢，盡管兵民合計有近六十萬人，可還是一無所獲。改革固然使國家的財政和邊防有所增強，可並沒能喚起帝國同仇敵愾的決心。早在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遼人威脅要重劃地界時，所謂“納汙含垢，且求安靜”，以免一跌之失的主張就已經成為朝野輿論的主流。富弼在一道奏表中說，當聽到天子有親征的打算後，中外臣民益更憂懼，以至於“心隕膽落”。在這些懦弱膽怯的人來看，即使是棄北而西，去征服稍顯弱小的西夏，也是個招引禍患的事情。當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神宗決意西討時，知樞密院事孫固認為“舉兵易，解禍難”，呂公著認為“既無大將，不如且已”，老臣張方平囑蘇軾代撰奏疏，甚至說皇上好兵如同好色，所謂“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帝國的普遍心態如此，第二年九月，當永樂城這一控扼夏人的要害失陷後，皇上從此意誌頹喪而一蹶不振，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