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法的反對幾乎無一例外地出於理念上的因素。
君子不言利。假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則必須舍利而取義，這是傳統倫理最核心的內容之一。範仲淹的長子範純仁，此時已成長為帝國政壇的一位幹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財提出的原則上的詰難頗具代表性。這是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間，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便超越了具體設施的分歧而表示了原則傾向的不同。這一趨勢後來被蘇軾所繼承發展，他在這年年底給皇帝上了一道長達七千餘言的奏疏，提出了鮮明的政治觀點：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於道德之深淺，不在於強弱；王道曆數之長短在於風俗之厚薄，不在於貧富。不用說，蘇軾的理論不僅是本朝太祖、太宗定下的基本治國框架，更是三代以來形成的基本價值體係核心。如果王安石有悖於這個原則，那就不僅屬於妄改祖宗法製的範疇，更重要的是背棄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這種攻擊才真正代表了反對者的觀念核心，也說明了安石的變法為什麽會造成如此眾多的抗議浪潮和誓死抵抗。
與此相伴而來的是他們對安石的變法依據進行的分析和批判，這種理論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鬥爭進入高層次領域的必然要求。韓琦就認為安石動輒以《周禮》為證倡言理財是誣汙聖典。範純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內在理論其實就是管仲、商鞅之說，屬於一種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的權詐理論。若照此施為，必將搖動人心而亂天下。在這個嚴峻的關頭，政治理想上的異同造成的學術分歧同樣相當嚴重，即使是有心維新的一部分人，對安石的主張也很難讚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顥、程頤，他們是本朝傑出的哲學家濂溪先生周敦頤的學生，後來自成一家而成為所謂“洛學”的開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貫具有高尚的求道與治國抱負，大程早歲入仕，政績顯著，曾經一度參加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時就以處士的身份上書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他們強調以王道仁義之心來求治盛世，自與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來的富國強兵之術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