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上的簡單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輩，若幹年後，當帝國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臨安城裏反思往昔的時候，猶還把王安石變法當作是災難的源頭。朝野輿論也順理成章地認為，不僅幾十年來的黨同伐異可以歸結到王安石的頭上，而蔡京的擅權禍國也是新法帶來的必然惡果：沒有熙寧，何來元祐、紹聖？沒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來蔡京的橫征暴斂？沒有熙寧時的開邊尋釁，就更不會有宣和時的起兵勤遠、稔禍速亂。這種想法並不奇怪，追究曆史有時就是尋找借口，並以此來服務於當今的時勢。徽宗和繼任者欽宗那個時候已經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敵人的魔掌中茹毛飲血。作為繼嗣者的新君高宗，總不能把過錯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給帝國的傷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劇結局使他暫時逃脫了譴責，但一時的幸運卻代替不了永遠，曆史雖然總是以慈悲為懷，但絕非是善惡不分。
後事姑置勿論，回到現實中來。
我們的官家風流俊逸，灑脫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藝術家。他把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到對藝術的關注上，在構築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極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始終把個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們看來，古往今來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萬物的享受。
這或許是由於少年時代的某種因緣機遇所致。早在藩邸時，徽宗就不像其他驕奢的皇子們注重於單純的感官刺激，他喜歡讀書學畫，欣賞古器山石，從中感覺到做為一個文人的快樂。即位以後，對藝術的獨特感覺更使他的才能發揮得酣暢淋漓，其書法筆勢飄逸，意度天成，自號“瘦金體”，猶如衝霄鶴影，掠水燕翎，高邁不凡而又輕盈無跡。徽宗的詩詞繪畫更具典麗的意境和巧妙的構思，刻畫入微而意味雋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藝自然很使一些人驚訝而景仰。不過從原則上講，天子一味致力於雕蟲之道，自是與傳統精神背道而馳的。章惇說他“輕佻”，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