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後期的朝廷事務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紹興進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為首相。取法漢製而將左右仆射改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後，宰相的名號便沒有再變動過。王淮此人從總體上講倒也是個持重之士，風骨清臒，蕭然簡遠，為人衝淡寡欲，喜慍不形於色。但這種秉性的人雖會有善名，但卻不一定會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認為的那樣不黨無私。朱、唐交訟一事就是個例證。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於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軍，兩年任滿後接受王淮的推薦，出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這是一種經濟監察官職，但在其時主要的責任是監督浙東一帶的救災措施。朱熹到職後，先後彈劾多位官員的不法行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時，發現離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問題，遂連章朝廷請予懲罰。王淮起初壓下不報，此後又在天子麵前為仲友開脫，最後大事化小，以奪唐仲友新授之職轉授朱熹的處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親，王淮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並不那麽簡單。王淮也是婺州人，與唐仲友一樣具有一種講求經世的思想傾向，所以對朱學有一種排斥心理。盡管他為政寬厚，但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不能擺脫學術偏見，以至於在不久後默許鄭丙、陳賈諸人攻擊程、朱之學，開了以政治手段壓迫朱熹學術的先例。就事實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論在客觀上對帝國的恢複大業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消極影響，朱熹本人從再度出仕之後，就明確主張“先以東南之事為憂”，反對急功近利妄生釁端。但當時朝廷反對朱熹者並非出自於這個考慮，他們隻是攻擊朱學之人“飾怪驚愚”、“欺世盜名”，這對於朱熹來說當然不是很公正的。憑心而論，隻有陳亮對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種無私的意義。從政治上對學術思想進行壓製無論從什麽方麵來說，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