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是學術鼎盛的時代，然而迄今為止形成巨大影響的，卻隻有王安石與二程兄弟這兩派理論，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學與程學的分歧雖然由來已久，但直到徽宗時期，雙方的鬥爭主要還是表現在政治範疇而非思想領域。靖康以後王安石的所謂“新學”被否定，程氏兄弟的洛學曾經一度活躍了近十年，但此後也同樣遭到了排斥。洛學這一段短暫的興盛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權力扶持下的結果，當時的宰相趙鼎並未從理論上真正了解洛學的精蘊，而高宗天子的態度則是來自於對眼前利益的考慮而並非出於對學術的尊重。至於秦檜當政後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學的做法，更是獨裁統治必然帶來對學術的禁錮和摧殘這種一般規律的典型表現，此中道理自是不須分說。
就本朝而言，把學術和政治結合在一起肇始於王安石，元祐時期的種種做法又加劇了這種劣習。思想家和學者如果入主政壇，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來對待學術，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錯誤正在於此，二程之一的程頤在某些方麵也未能免於此病。學術上的真理絕非是用強權就能樹立的，朝市之顯學若非是一種宣傳手段，便一定是荒謬錯陋的俗學。對以往經驗的反思使南渡以後的很多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反對趙鼎一味扶植程學的張浚、後來主張對學術派別不當一切摒棄的葉謙都是其中的代表。不過，排斥異端是政治的內在要求，並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而轉移，有識之士的努力相對於強大的政治權威來說，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後的傑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潛心學術所創立的哲學，假如聊備——家而容與修正，本來應該是一個偉大的貢獻。難以預料的是，政治卻不容許思想意識獨處事外，最終必然會選擇某種理論標榜於廟堂之上而成為官學，朱熹之學同樣也沒能避免王安石新學那樣的命運。當然，這是本朝後期的事情了，但一種思想能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裏成為鉗製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學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會帶來這樣一個結果的話，不知是否會黯然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