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大宋帝國差不多就可以說走到了盡頭。
三百年的歲月兩分天下，一分歸於東京，一分歸於臨安。由此看來，王朝興衰並不完全係於地域之多寡，就是與外敵是否強大似乎也沒有決定性的聯係。曆史雖不乏機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動地的變故背後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於我們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時，實在也用不著悲哀。惆悵因緣、喟歎世事從來都是懦弱者的表現，真的勇士，就必須拋棄無謂的空想，敢於直麵慘淡的現實，用一點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說實在的，我們的帝國就是因為缺乏實幹的精神土壤，才落到今天這步田地。盡管災難喚醒了沉睡，但畢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後囑使南行的益王趙昰、廣王趙昺分別隻有七歲和四歲，在禁兵保護下經過千辛萬苦，於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閏三月到達溫州。第一批聞訊趕來的大臣有禮部侍郎陸秀夫和殿前指揮使蘇劉義，接著宰相陳宜中和少傅張世傑分別從清澳和定海被招至兩王行營。這一條逃奔路徑幾乎就是當年高宗皇帝走過的老路，溫州江心寺裏尚還保存著南奔時的禦座，眾人在此會麵，免不了大哭一場。收淚之後，一致推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傳檄天下，並準備開赴入閩。其過程似乎也與當年高宗在應天受命危難時同出一轍，但此際時勢已有根本不同，他們顯然也不會再有高宗那樣的運氣。
文天祥從真州脫逃後本無意南下。當時揚州及所屬高郵、寶應、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因此淮南尚有可為。天祥先是分別聯絡李庭芝和夏貴，試圖舉兵以興恢複。但此時夏貴已經降敵，而李庭芝得書後卻不相信天祥真能從敵營脫逃，反而諭使部下殺掉天祥。於是天祥隻有轉奔揚州，由於庭芝下令防區戒嚴閉城，天祥至城下而不敢進，又轉去高郵。途中迷路，幾被元軍擒獲。曆經艱險，方於三月二十四日到達通州，巧遇商船，遂偕入海，四月八日到達溫州，立即上書勸進。國不可一日無主，在天祥看來，隻要天子仍在，帝國就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