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暴力的運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視為自然之事。在縱容和默許下，即使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爭議的權力都會成為在國家之間產生敵對行為的充分理由。但就聖戰的名義和性質而論，需要進行更為嚴謹的查證。我們不能貿然相信，耶穌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毀滅的寶劍，除非出於動機相當純潔、爭執完全合法、需求無法避免。作戰行動的策略取決於經驗獲得的教訓，然而這種教訓得來的何其緩慢。在采取行動之前，宗教事業的公正與合理要能滿足世人的良心。十字軍東征的時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受到說服認為發動聖戰是順應天理人情的事。他們不斷濫用《聖經》的修辭和文句加以掩飾，看起來像是堅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賦予自衛的權利。同時他們賦予耶路撒冷“聖地”的特定稱呼，將異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都視為邪惡的敵人。
正當防衛的權利可以將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內，說來是很合理的事。這種權利的獲得基於危險的存在，對敵人的惡意和實力所形成的雙重考量是評估的重點，他們將東征歸咎於穆斯林信奉對人類有害的教條，他們認為有責任用刀劍滅絕所有其他的宗教。這種過於無知和偏見的指控受到《古蘭經》的駁斥，從伊斯蘭征服者的曆史，以及他們對基督教信仰公開與合法的寬容，也知道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但不容否認的，東方的教堂受到了嚴苛的束縛和高壓的迫害。即使處於這種環境，無論在平時還是戰時，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統治世界的絕對權力來自神意。在正統教會的信條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終是巨大的威脅，會讓我們喪失自己的宗教或未來的自由。到了11世紀，塞爾柱戰無不勝的軍隊的確令人感到憂慮，產生的後果不僅的確存在，而且已經迫在眉睫，不到30年的工夫，他們就征服了亞洲所有的王國，最遠到達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峽，希臘帝國在毀滅的邊緣搖搖欲墜。除了對基督教弟兄表示誠摯的同情，拉丁人基於公理正義和利害關係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這是西方世界最關緊要的天塹，為了更好地防守，不戰而屈人之兵與擊退眼前的強敵，應該給予同等的重視。為了達成企望的目標，必須提供適度的援助。我們認同這種非常現實的考量，但是派遣數量如此龐大的兵力到距離遙遠的東方去作戰，而亞洲無力供應強大的援軍和資源，他們就會遭到覆滅，歐洲會因這樣的人口減少而削弱應有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