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ee koffers
一切都是從兩個旅行箱開始的。1969年，我媽帶著兩個裝滿手鏈、項鏈和耳環的旅行箱來到了荷蘭，在護士學校的一間宿舍裏住下，當起了護士。她把箱子藏在了床底下。印度人總說那裏是藏寶物最好的地方。我媽曾經跟我說過：“強盜是不會看床底下的。”而我爸在我的耳邊輕聲念道：“在印度幾乎沒什麽人家有床。”
那兩個箱子在我媽的床底下藏了好些年，直到我爸愛上了這個充滿異域風情的女人—這就是我爸眼中的我媽。我爸是一個長著招風耳、不解風情的典型荷蘭人。我不清楚他倆之間相識的細節，況且也不想知道，還是回到箱子的話題上去吧。有一天，那兩個箱子搬到了鮮花大街上的一間小房子裏，躺在了一張雙人床下麵。
我爸是醫學生，他的那對招風耳整天就埋在書裏。我媽是護士，上班賺錢保證家裏的收入，好有錢買饢吃。我媽曾經對我說：“你爸窮得就跟新德裏的老鼠一樣。”那時我爸就會在我耳邊輕聲念道：“要是我真的是新德裏的一隻老鼠就好啦。”
鮮花大街上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牆壁歪歪斜斜，房子裏麵的味道比我爸的胳肢窩還臭—至少我媽是這麽說的。而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驗證這話的真實性了：大街上的房子都拆了，我爸媽原先住的地方蓋起了高樓大廈。時間真是一個可怕的貪食者，一個永遠都吃不飽的雜食動物。我爸胳肢窩的臭味是一點也沒有減退，仿佛永遠也不會消失一樣。據我媽說，這跟我爸的工作有關。我爸是一名病理學解剖專家。
“這是什麽味兒啊？”我媽經常在飯桌上問這個問題。
“嗯，”這時我爸就會說，“印度咖喱雞味。”
我媽說：“我聞到了屍體的味道!死人的味道把我弄得一點食欲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