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laatste mond
我媽曾經兩次上過報紙的頭條，還有一次差點兒就上了。第一次是1966年，在她出發來荷蘭的三年前。《印度時報》在報紙上印了一張照片，幾個護士圍在一個即將離世的著名電影明星的床邊，其中一個護士就是我媽。更準確地說，其中一團灰色的煙霧就是我媽。報紙掉色了，照片也失去了原有的清晰度，剩下的隻有一大團黑色(那個電影明星)和好多小灰點(六七個漂亮的印度護士)。這期《印度時報》被保存在了銀行的保險櫃裏。
隻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我媽才會把報紙從保險櫃裏取回來，拿給客人看。來我們家做客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看不到《印度時報》頭條的人和要把報紙頭條當作神像來認真研究的人。通常情況下，客人都會指錯灰色的小點，而我媽從來不去糾正。她自豪得很，不屑於糾正。
我知道我媽是哪個灰點，她曾經在我耳邊輕聲說過：“你看那些不斷發光的灰色的點，那就是我。我當時正抓著普利特維拉·卡浦爾的手呢。”我媽是那群灰色的點點裏離床最近的一個。
而另一個報紙頭條被藏得很嚴實，誰都不許看。我也就隻見過一次，是在報紙被送來的那天，1996年12月12日，星期四。我記得那天很冷，風很猛，刮起來跟一把大鐮刀似的，有人在克拉林湖的湖麵上滑冰。我跟鄰居借了雙溜冰鞋，把自己妄想成巴特·費爾德坎普[1]。我媽和我大哥在一旁看著。我大哥不會滑冰，也不會看書、寫字、算算數和看時鍾，不過很擅長打噴嚏，有時候能連打十幾個。
1996年12月12日，我大哥又打起噴嚏來。每隔幾秒鍾，他的鼻子就要爆發一次，每隔一分鍾克拉林湖麵上就會響起一陣號角聲，那是我哥用外套的袖子擤鼻涕的聲音。
有一次我們在一家餐廳裏，主餐塔克餅配豆子和酸奶油上桌的時候，我哥的噴嚏又爆發了。我們每次出去吃飯，去的都是同一家墨西哥餐廳—位於老港口的波波卡特佩特餐廳。出門前，每個人都要喝半升自來水，因為在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們是不許點飲料的，我媽覺得餐廳裏的飲料貴到離譜。那裏一小杯可樂的價錢，可以在超市裏買兩瓶一升半的可樂，打折的時候說不定還可以買三瓶。要是服務員來到桌前，問我們要不要開胃酒，我們必須一致說“不”，就連我爸也不例外。我媽覺得飯菜也貴，不過到了餐廳不吃飯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