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係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製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製度史之第一因。
再則我認為政治製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製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製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製度，好像隻要建立製度，一切人事自會隨製度而轉變。因此隻想把外國現成製度，模仿鈔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製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麵高唱民主，一麵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隻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製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製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曆史經驗論，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製度，亦絕不能曆久而不變。曆史上一切已往製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製度，也何嚐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仿別人製度，結果別人製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曆史上已往一切製度傳統，隻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嚐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嚐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製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之第二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