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們要講的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裏，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製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此刻先講宋代的中央政府，還是從相權講起。論中國政治製度，秦漢是一個大變動。唐之於漢，也是一大變動。但宋之於唐，卻不能說有什麽大變動。一切因循承襲。有變動的，隻是迫於時代，迫於外麵一切形勢，改頭換麵，添注塗改地在變。縱說它有變動，卻不能說它有建立。宋之於唐，隻好說像東漢之於西漢，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遷，而無製度建立。
（二）相權之分割
宋代的相權，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實際上隻有中書省在皇宮裏，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外麵了；故亦隻有中書省單獨取旨，稱“政事堂”。又和樞密院同稱“兩府”。“樞密院”是管軍事的，本是晚唐五代傳下的一個新機構；宋人不能糾正，把它沿襲下來，成為一重要官職。中書則為丞相，地位獨重。門下、尚書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書和樞密對立，也就是宰相管不著軍事。
再論財政。宋代財政，掌握在三個司。“司”本是唐代尚書六部下麵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亂後，往往因財政困難，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職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卻變成政府財權專落在司的手裏。所謂“三司”，第一是戶部司，第二是鹽鐵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經濟出納的。在唐代，由宰相親自兼領尚書的一個司，如鹽鐵、度支之類，為對財政問題直捷處理方便起見；此雖不可為訓，究竟是由宰相來親握財政大權，還可說得過去。而宋代，則此三個司的地位提高了，獨立起來掌握著全國的財政。這是極不合理的。所以王荊公為神宗相，想要變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把戶部、鹽鐵、度支三個衙門重新組織起來，統一到那個新衙門即“製置三司條例司”裏。這一措施，在荊公是想把財政大權重新掌握到宰相手裏，正如唐代之由宰相來兼領司職。司馬溫公對此極表反對，他說：財政該由三司管。三司失職，可以換人，不該讓兩府侵其事。這裏卻見到荊公、溫公對當時製度上之一種歧見。荊公之意，是想把財政大權仍隸屬於宰相。這屬製度問題，非人事問題，與當時三司長官之稱職不稱職不相幹。荊公是要重新厘定三司權限，要把當時所謂中書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軍、民、財政之職權三分重新館合。溫公則主一仍舊貫，隻著眼在人事上，並非著眼在製度上。若就製度論，則軍、民、財職權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