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最近曾連來了兩次信，告訴我，因讀了我的《曆代政治得失》演講集，要為張江陵昭雪。他並說：縱不以一文相答，亦望在稿後批數字，亦此時代中之一小公案。我讀了他信，早決定讀他文章後，必然要說幾句話作答複。
此刻徐君的大文已拜讀了。我須得先聲明，我那一番演講，專主在曆代政治製度的得失上，並不想批評到人物。中間牽涉到人物的，隻是借作說明本題之方便。而關於本題上，我曾說：
我將純從曆史事實上，來比較它的好壞；根據當時人意見，來說明它的得失。
這種當時人的意見，我又稱之為“曆史意見”，表示它不是我們的時代意見；自然更說不上是我的私人意見了。
關於張江陵，我的私人意見，有如此的一句，我說：
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
我臨了又曾說：
我們以上的說法，隻是就製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
張江陵的事業，曆史有定評；張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權奸，在我書裏沒有觸及到。所謂“權臣”“大臣”之辨，也隻轉述當時人從明代政製上所發的意見。
我讀了徐君大文，首先和徐君抱同樣的惋惜，沒有能見到湖北先賢王葆心先生的書。至於徐君的辯論，其實主題也偏落到製度上，並不在張江陵本人。若論製度，據徐君意見，明代後來的內閣大學士實際已是實質的宰相了。我想這一層，有一個名、實之辨得注意。明代人稱內閣大學士為宰相，清代人也何嚐不稱軍機大臣為宰相呢？縱使他們盡是實質的宰相，但我那番演講是要指出漢、唐、宋、明、清五朝這些“實質宰相”之“實質”有不同。唐不同於漢，宋不同於唐，明不同於宋，而清又不同於明。若我們撇開清代的實質宰相於不論，做明代的實質宰相最不易。徐君說：“宰相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最別扭。”我們若承認徐君意見，我仍想加一句，即是“明代宰相的地位更別扭。”我特別提出張江陵，隻想在張江陵身上指出此“別扭”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