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講了五次，我想再對中國曆代政治，說一點簡單的看法。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已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的說它是“專製政治”了。我們平心從曆史客觀方麵講，這兩千年來，在政治上，當然有很多很可寶貴的經驗；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斷地修改，以後自然仍非不斷的修改不可。從這兩千年的曆史中，我們可以對已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在此我隻想專舉我們認為一些不好的趨勢，再一陳述。至於好的地方，我們且暫略不講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這從某一方麵講是好的，一個國家該要有一個凝固的中央。政治進步，政權自然集中，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開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唐，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權。結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的衰落，直到今天成為中國政治上極大一問題。這問題，孫中山先生也提到。對於新的縣政，我們該如何建設？舊的省區製度，又該如何改進？實在值得我們再仔細來研究。當知中國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地方沒落，已經有它顯著的曆史趨勢，而且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沒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沒有起色，全部政治歸屬到中央，這不是一好現象。固然民國以來四十多年的中央始終沒有能達成圓滿穩固的統一，國家統一是我們政治上應該絕對爭取的。但如何使國家統一而不要太偏於中央集權，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進，這是我們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說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於平等。中國傳統政治上“節製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其他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是例外，也可說是始終一貫看重的。因此封建社會很早就推翻了。東漢以下的大門第，也在晚唐時期沒落了。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人仕途。這種平鋪的社會，也有其毛病。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這件事在近代中國，曾有兩個人講到過；一個是顧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滿，但他深感社會沒有力量，無可憑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見一個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們祖先在唐代是大門第，做過好幾任宰相，直到明末，還是幾百幾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見這樣的村莊，他認為社會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麵敵人來了，縱使中央政府垮台，社會還可以到處起來反抗。但他所講的封建，卻並不是要“特權”，隻是要“分權”。中央早把權分給與地方，中央垮了，地方還可有辦法。這是顧亭林的苦心。再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國，隻結合一些知識分子，這是不夠力量的。他看見中國社會有許多幫會和秘密結社，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一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幫會組織，自然不能說它是封建，也不是資本主義，當知隻要有組織，便可有力量。我們看西方，一個大工廠，幾千幾萬人，共產黨便盡量挑撥利用，鬧起事來，一罷工就可發生大影響。因為是一個組織，所以是一個力量了。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於是我們就隻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隨便一集合，就是幾百幾千人；這也就算是力量了。西方由封建主義的社會進到資本主義的社會，不過是由大地主變成大廠家，對於群眾還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卻形成起力量來。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製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孫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切沒有了。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裏麵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該誰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麽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中國傳統政治，規定隻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做官。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憤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隻有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著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中國很早就獎勵讀書人，所謂“學而優則仕”，聰明人都讀書，讀了書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國政治表現出一種臃腫的毛病。好像一個人身上無用的脂肪太多了，變肥胖了。這不是件好事。但這現象，直到今天，還是扭轉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