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乎大一統政府逐漸腐敗，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發揮盡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當下現實的理想與寄託毀滅，羣體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奮興，禮樂衰而方術盛。當此時期的社會，則自然舍儒而歸道。其時的政府（或為政府打算的學者），往往想應用法家的手段來牢籠，而終於牢籠不住。
王莽時代卽是走上此種歧途惶惑之頂點。
王莽之受禪與變法，實為西漢政治社會已走上衰運後之一種最後掙紮。當時一麵崇興禮樂，一麵又盛事避忌。陰陽家本兼採儒、道兩家思想而成，王莽時代為陰陽學家思想之極盛時期，亦即陰陽學家思想內部破裂之時期。「禮樂」與「方術」，到底不能融合為一。王莽之失敗，一麵即是陰陽學派思想之失敗。自此以往，儒、道兩家，依舊分道揚鑣，而陰陽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陰陽家思想已有不少滲入儒、道兩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雖粉飾禮樂於朝廷，而社會上則方術思想日盛一日。隻觀王充論衡所批斥，即可考見其一斑。
東漢一方麵是王綱之解紐，即大一統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麵則是古人一種積極的全體觀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應於亂世而起者，乃個人之私期求，方術權力之迷信，段熲表薦樊誌張，謂其：「有梓慎、焦（延壽)、董（仲舒）之識。」何進表薦董扶，謂其：「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晉韓友「行京、費厭勝之術」。當時人對學街，全以一種方術視之。而此種方術，大體為個人消殃避禍，求福延年。與物質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鉛汞可變黃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濟之以無量之黃金，則物質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無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謂道教，遂漸漸在下層社會流行。
陰陽家雖亦擅神仙方術，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漢人以鄒衍與孔子並提。以私人的福利觀念普遍流傳於社會下層者，則非鄒衍而為老子；此亦自西漢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動，道士則偏於向下活動。秦皇、漢武之所想望，變而為東漢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讀史記封禪書與後漢書的方術傳，正可以看出這一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