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南渡，對金旣不能伸其撻伐，屈膝求和，則惟有敲脂剝髓，以奉歲幣；而其國內又仍不得不養軍以自守；於是財用遂陷絕境。
南宋疆域，較之全宋時僅及其半，而其國用賦入，乃超出於全宋之最高額。陳止齋雲：「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是也。當時學者至謂「自有天地，財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葉水心語。
葉水心外稿應詔條奏財總論有雲：「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靑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徵斂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論宋代丁錢本末，謂：「唐初之庸，楊炎已均入兩稅，而後世復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是取其三。又有丁錢，是取其四。一有邊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論調，則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亦三矣。論租，則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鬥麵加耗之輸不與，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論之，蓋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猶曰正供也。其他雜取無藝，更不堪言。舉其尤著，有曰「經、總製錢」者。
經製起於宣和，總製起於紹興。所謂經製錢者，由宣和末陳亨伯為經製使所創之一種雜征，建炎中復行之。紹興五年，以總製司為名，遂因經製之額又增析為總製錢。其法如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等，當時謂其「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