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楊先起，亦以「官逼民變」、「天厭滿淸」、「朱明再興」等語為號。農民騷動主因，必由於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於饑荒。在官逼民變的實況下，回憶到民族的舊恨，這是淸中葉以後變亂的共通現象。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
秦末東方革命，皆有貴族勢力主持，故變亂最像樣，有規模。西漢末，如光武以宗室起事，然其先綠林、赤眉等皆饑民集為草盜而已。故騷擾之時期長，社會元氣損失大，而成事不易。東漢末年始有黃巾，為民間以宗教結合起事之始。直至淸代，十之七不得不賴於宗教之號召。洪亮吉征邪教疏：「楚、蜀之民，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製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明太祖其先屬於韓林兒，亦以白蓮教號召，其後能完全一變為民族的立場，實為明室成事主因。
因中國疆域之廣，饑荒災歉，隻能佔大地之一角。而且饑荒有其自然限製，一兩年後，情形卽變。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隻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黃巢，明末之張獻忠、李自成。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然而到底違逆民意，依然成為其自身的又一種致命傷。元末群雄並起，則不須為流寇，此亦見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動的騷擾展開，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可惜這兩條路子，開始便已註定農民革命的命運，使他們隻能破壞，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變。